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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第1页）

艰难岁月

20世纪60年代，人们还没有外出务工的概念，都是老老实实在家干生产队的活，种地拿工分。青年人外出的途径只有当兵或者上大学，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会引起轰动，成为人们羡慕嫉妒的对象。大部分农村人想都不敢想，能走出自己的村子，去往外面的世界生活。而周宗信却带着几块钱，毅然决然离开了大周。

周宗信是树功的本家，听名字就是跟树功父亲宗理叔属于同辈人。宗信叔出生于1944年，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是富农成分。1958年考上初中，只上了一年，没钱交学费，也吃不饱饭，并且学校停课了，他便回家干农活，跟着生产队的大人们一起到临颍县城东王岗村挖河道。因那时他不是整劳力（各项技术全面的成年劳动力），只需在家干生产队的活，工分较低，但眼见着父亲年龄大了，不忍叫他再去出苦力，便和父亲调换，代父出工。

他成人后家境日益困难。因母亲病故，加上之前看病求医，家里欠下外债，直至没有饭吃。1964年腊月二十六，他去北乡姨家想讨点红薯干或什么东西回来过年，被亲姨一阵数落，说你这么大都该寻媒了，还不知好歹穿得这么破。宗信拿着姨接济的一点粮食，回到家里，非常生气，若有好些的衣服谁会不知道穿呢？整个过年期间他哪儿也不去，拒绝走亲戚。

年后，他打算到外面寻找活路。那时离开乡村需要开介绍信，可他家成分不好，也没有正当理由，大队不可能给他开具证明。而他去意已决，1965年正月初九，他从临颍坐火车到洛阳，又辗转到当时的临汝县（今汝州市）梨园煤矿寻找自己的叔叔，想找个挖煤的工作。叔叔周爱民早年外出求学工作，彼时是煤矿生产科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你来此是想提高生活，但煤矿安全条件不好，假如出了安全事故，就得不偿失，我对不住你伯。当时洛阳到临颍票价四块二，叔叔给他了五块钱，让他回家。他拿着五块钱，到了洛阳，没有向东，而是坐上了西去的火车，不敢出省，便来到灵宝，手里只剩下八毛钱。

他知道有个老乡在灵宝工作，便去投靠人家。在那人家里住了几晚，然后自己找活儿干。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到处都不要外地人干活，因为一个人随便脱离生产队的劳动到外地去属于流窜。豫西地区的风貌习俗跟豫中平原不太一样，那里大都是土织布，自己做衣服；豫中平原的人们，都是供销社买来的洋布，洗得捎了色还在穿，所以他的外貌和穿着一看就是外地人，于是找活儿屡屡碰壁，生活十分困难，只有人家需要劳力却找不来本地人的时候，才会用他。他也想办法买了当地人的土布衣服，少说话，这样好几天才能找到一个小活儿，收入极少，吃饭总是成问题。终于到了5月份，铁路上需要临时工，经老乡介绍，他有了一个机会，在三门峡西工务段灵宝养路工区干临时工，每天一块五毛钱。可是铁路工人不是每天都有活儿干，人家一休息，他就没有了工资。一个星期只能拿到四五个一块五，星期天他还得想办法再找别的活儿。他给自己制订标准，每天生活费不能超过七毛钱。他不可能有粮票，也买不起高价粮，麦子是吃不起的，便买来苞谷，当时一毛七一斤，背到磨面的地方，一风吹磨出来，自己拍饼子就开水或者稀汤吃。

他干活扎实肯出力，为人实在，赢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灵宝养路工区工长的妻子，是豫东地区人，离临颍稍微近些，把他当作老乡，看他可怜，就让他把苞谷面存放在自己家里，给他蒸馍，他拿回来烧点稀面汤喝。工区工长同情他的遭遇，又给他安排了每个星期天巡道的工作，活儿也不累，就是转一转看护铁路，拧拧螺丝。他每个星期天定时出现在陇海铁路三门峡以西灵宝段，兢兢业业地养护铁路，这样每月多挣几块钱。多年之后他还记得，在哪个山洞里歇过脚，在哪个地方躲过雨。每当坐火车时，他总是在窗边看那些快速闪过的大小洞口。

陇海铁路三门峡西工务段因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常因冲水、积水、塌方、弯道路基软形成安全隐患，于是三门峡西工务段路基工程队的工作比较繁忙。工务段路基队的工人，其中有不少临颍人，他们对这个小老乡比较关照，时常给他活儿干，他干活的机会也就多了一些。当时工务段原则上不要外地人，但因铁路上的工作出力大，工资少，并且因为工程队要把工钱先转到大队，大队再发给个人，到了每人手里就很少了，当地农民不愿意干，便给他提供了干活机会。每个月他能收入四十多元钱，听起来很是不少，但他没有粮票，吃的是高价粮。还要惦记着给家里寄钱，他刚出去干了两个月，省吃俭用手里存了十一块钱，便给家里寄了十块，让父亲给奶奶和弟弟妹妹买粮食吃。

经常是手里没钱，但又等着吃饭，便需要提前支取几块钱去买苞谷。有一次他提前向工程队借到五块钱，买了一袋子苞谷，但他还要干活，没有时间去磨面，便请一个当地歇班回家的临时工帮他捎去磨面，没想到那人拿着他的粮食一去不回。宗信也不知他家具体在哪儿，找他不到，也不知什么原因那人再不来了。他只好吃工程队别人的饭，这一顿这个人给他个馍，下一顿那个人给他个馍，就这样撑过了三天，等到发工资。几十年后，他也忘不了那些在他最困难时从自己口粮里省出来给他馍吃的工友兄弟。

家里成分不好，但因他的父亲周钦财为人善良，念过私塾，也算有文化，遵纪守法，为人低调，没有任何恶习，经常帮助村里人写信念信，深受村人尊敬，所以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清理阶级队伍，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忽略过去，没有受到为难。但是有个别人对周宗信外出挣钱心存不满，想把他弄回来。村里通知他父亲，必须叫他回来，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否则就要批斗他父亲。

当时他在灵宝故县车站（一个镇级小站）干活，接到父亲的挂号信，又收到电报，催他回去。他回信向父亲陈述了好几点理由，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三点：一、事大事小，跑走就了。二、我回去后是不是就减少你的罪责？如果不能减轻，那回去干什么？三、我现在有活干，能顾住自己，也能贴家里一点，回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总之他顶住不回，家里倒也没有出现其他事情。1966年春节他没有地方去，便决定到叔叔那里。他带着一点粮票，到梨园煤矿叔叔家里，想在此住几天，与他们一起过年。但到了叔叔家里，发现地方很小，叔叔有四五个孩子，生活很是紧张，自己的奶奶也被接来过年，根本没有他住的地方，勉强挤了一夜，第二天告别走了。回到灵宝，没有活儿，也没地方可去，就一个人过的春节。

直到1967年春节，听说家乡批斗之风弱了一些，他才敢回到大周。此时他的好朋友崔孝卿已经部队转业到大队当支书，为他撑起一把“保护伞”，首先保证他不会有其他问题，在外没有做过坏事，所以免予追究责任。但过完春节，崔孝卿很为难，叫他走吧，属于放他继续外出流窜，自己要犯错误；不叫他走吧，对不起朋友。而他告诉崔，为了家中父亲和弟弟妹妹的生活，自己非走不可，况且他已经二十三四，在家说媒娶妻没有任何可能，他必须再出去寻找活路。两人商量来去，想出一个办法，给生产队交钱，如果每月交三十元，分菜分柴分粮都有；如果每月交十五元，只分粮食其他都没有。这样他的外出，变成了“合法”，堵住了七嘴八舌悠悠众口，也是用这种方式补贴家里。

从此他变成一个来去自由的人。在灵宝，由于他聪明懂事，眼里有活儿，人们都会给他介绍工作。经常有人来找他：小周，哪儿哪儿有个活儿你去干吧。就这样他基本上天天有活儿干了。

1972年，当时有个政策，对于干得好的临时工，省里会有一些转正指标，下放到各单位。但这样的事情却轮不到他，尽管他已经在此干了七八年临时工，又表现很好，但每次报上去都因为家庭成分不给他批。

当时铁路上有一种小电车，负责运送材料，计算好时间，避开火车，停靠在站里，一个时间段内没火车时，它插空在铁路上跑。周宗信便负责往车上送工程材料和后勤生活用品，工作稍微轻松，便利用业余时间揽活干，手里的钱稍微宽裕，给家里寄钱也多了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家里有人给他说媒。他带着铁路上给他开的临时工证明，回家相亲。霞婶是个很有眼光的人，看上宗信叔的一表好人才和灵活头脑，也不介意他家的成分，连他的单位证明也没看，就同意了婚事。结婚后先是跟着宗信叔在灵宝生活了两个月，因条件有限不能长住，她又回到大周，当社员干生产队的活。

也正是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宗信遇到了干木工油漆的人，他便利用业余时间跟着人家干，没有报酬，免费当学徒，只想学一门技术。他是个聪明人，干活之余，留心师傅的调漆配漆。为更快学到技术，他买来一本书——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油漆工》，每天白天上班，业余学刷漆，晚上看书，自己琢磨出了配漆的门道，加上油漆工点点滴滴的经验介绍，又买来油漆自己调配、试制，反正调失败了也不浪费，倒进深色漆里还是能用。他初步掌握了配色技术，调出了几种与传统色系不同的新奇颜色，先刷个凳子小桌子什么的，引起人们关注和喜爱，慢慢地，他自己也能接活儿，独立干了。在给人刷漆中，他暗中坚持几个原则：道德品质好的人、穷人、领导不收或少收手工费，只收取油漆成本费；经济不困难、人品一般的人，他照收费用。总之时常让利于顾客，这让他赢得了人心，在灵宝当地知名度慢慢扩大，交到了很多朋友，也取得厂矿企业领导的好感和信任，各个单位里有活儿就叫他来干。甚至给他介绍活儿多的人，但凡自己家里有需要，他会自赔材料去给做活儿。这样他的业务越来越多。从1974年开始，他便不再干铁路上的临时工，而是专门从事刷漆工作。

1976年，宗信回大周探亲，在临颍县城朋友的家里，看到柜子上有木纹，非常好看，便问是谁刷的漆。主人说：请来的师傅，只见他用颜料调色，拿个橡皮，先在木头上画一画，描一描，擦一擦，画出这种仿制的木纹，最后再刷上一层清漆，把木纹罩在里面。现在想来，那工艺就相当于青花瓷的釉下彩甚至釉里红，虽然时兴好看，但制作起来有一定难度，成功率也不是百分百。当时郑州以南的平原地带有这种仿木纹家具，而灵宝还没有出现。他想把这种新刷漆方式带到那里，便根据朋友有限的描述，在家里试制，拿一块木板，反复画，反复描，反复擦，皴、点、染，慢慢有了一点样子。

回到灵宝后，恰遇三线建设，中州汽轮机厂上马，这是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新调来的后勤行政科长，原是灵宝县委招待所的领导，宗信的熟人，请他去承担后勤的一批木活儿，有大量家具需要刷漆。公家单位木料多，他驻守在仓库，干完工作之余，便不停地在废弃木板上试制，先画出轮廓，再用刷子一点点修理，探索出各种手法。经过半年的摸索，他终于大胆地亮出这个新招，也是第一次在家具上实际操作，现在看来那批活儿的花纹画得很是生硬，但在当时当地是新鲜样式。后来又经他反复实验，技术又有大的提升，和真实的木纹相比几可乱真，一下子惊艳众人，引起小小轰动，来找他画这种木纹家具的人开始挂号排队，公家的、私人的，市民、领导，数不过来，忙不过来。这种技术成为他在灵宝刷漆行业的一招鲜。从那时起，他的活儿已经干不过来了，便开始从老家带人出去，手把手教他们学会刷漆，再给他们分活儿派活儿，组成了一个阵容可观的刷漆队伍。从最先的近门、亲戚、本队，扩散到同村的、外村的。家乡人纷纷来灵宝找他，他来者不拒，哪怕是不刷漆的，他也都想办法提供帮助，寻找活路。

70年代中后期，我们几个小孩子经常到宗信叔家去玩。他家的老宅院落在树功家西边，隔着一条过道。我童年记忆里印象深刻，他家有堂屋、南屋、东屋，临街的南屋和门楼连为一体，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钦爷住在堂屋，东屋四小间开两个门，宗信的奶奶住上两间，霞婶和孩子住下两间，弟弟信德或许已经去了灵宝投靠哥哥，总之我不记得在院子里见过他，甚至我从来不记得见过宗信的奶奶，四十多年了，孩子的记忆毕竟有限。只记得霞婶小小的东屋干净温馨，墙上糊着报纸，屋里有好闻的香皂味、卫生球味、花露水味，总之不是那种纯粹的乡村人家的气息，因为宗信叔在外工作，能经常带回来时尚东西。霞婶穿着雅致，言少温柔，安静地坐在床边做针线活儿。我们几个小孩子，围绕在她身边，和她的女儿笑闹着玩，有时为她跑个腿拿取东西。有一次霞婶给我两毛钱和一个大手巾，叫我去村头代销点给她买一卷卫生纸，专门交代要用手巾包好别让人看到。我因为“要包起来”而感到好奇、神秘，觉得这一趟跑路很是稀奇。宗信叔家的院子，在我的童年岁月里留下十分美好的记忆。霞婶上过初中，受过教育，那个年代上到初中的女孩很少。她家教好，懂道理，有涵养。现在想来，一定是她脾气好能容人，我们这些脏乎乎的孩子在她面前从未招过没趣和白眼，才愿意聚拢在她身边。

霞婶看起来柔柔弱弱，但是非常勤劳能干，生产队割麦或锄草，她总是干到大伙儿的前面。她还是拣烟叶的好手，看得准，分得精，手又快。她分拣的等级上交验收时从来没有被打回来过。后来生产队就按她拣的标准来定级销售，她分拣完只用缠把就是。她默默无语，只是安静地干活，深得大家和收购站师傅的好评。在家还要孝敬公公和八十多岁的奶奶，又带着两个孩子。在宗信眼里，她是少见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直到1979年年底，宗信叔有足够的条件，才把霞婶带了出去。他弟弟信德叔也在这之前或之后离家前往灵宝，和哥哥一起从事油漆事业。而我于1979年夏天转学去了西安，从此再没有见过霞婶。等到2023年春天我们在大周重逢，我已从孩童变成中年，而她由一个矜持的年轻媳妇一步迈入老年，依然干净整洁，从容淡定，一眼而见的是过着幸福稳定的生活。在宗信叔的口中，霞婶是世上最好的女人，少有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他说，如果不是有妻子这个坚强后盾，自己这辈子根本做不了那么多事情。不论是宗信叔穷困时候，还是后来发达有钱，霞婶从不给自己花钱，从不问宗信叔开口要钱，买菜花了多少钱，回来向宗信叔如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