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余切这个作品的也不止教授们。
余切回到社团时,现这个教室外面,有学生很工整的用红漆抄写了“新现实主义”五个字,并且用白色薄木板作为底子。
牌子钉在了教室外面。
他一来,大家就非常激动的鼓掌,有个学生组织来的同学说:
“来你们社团报名的人很多,我们都注意到了,原来的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新现实主义’社团的展,所以我们申请给你们配备了新的桌具。”
是的,桌具,崭新的课桌,板凳,小黑板和粉笔,以及数量客观的文学杂志,《当代》、《十月》、《钟声》、《人民文学》……
余切问:“这么多杂志哪来的?”
“这都是大家自捐出来的,余同学。”
余切表作品的《红岩》十月刊,就放在所有杂志的最上面。目前来看,他仍然是这个社团第一个上刊物的作者。
哟……还有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呢。
这得花大几十块钱吧。
“这也是捐的?”
“学院特批的。”
产地是羊城的双鱼牌,仔细看,还有用于出口的dhs双鱼牌的英文标志,这种球桌只能在财大气粗的大厂里面看到,是正儿八经的大厂!
比如燕京的人民印刷厂和雪花冰箱厂,那里工人们一干完活儿,甚至没有干完活儿,拿上拍就开始玩球。
——不要光说作家余切在摸鱼,事实上,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也就是城里的工人都在摸鱼。
乔公访日,和一大批日本商界人士会面后,日本派出浩浩荡荡的代表团考察中国各地企业,看看中国人到底是钓鱼打窝,还是来真的。
《读卖新闻》的松永就跑到了魔都的一家微电子厂——这代表中国当时的最高工业水平的工厂,现这家工厂像是一家马路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多半不合格。
一条生产线上,八个人在吃瓜子唠嗑,一个人在照看生产线,接着,唯一看生产线的人也烦了。
然后他去打乒乓球去了。
松永看得瞠目结舌,他就在回国的报道中写:“中国人确实会改革,不改革不行了,他们的效率已经低到令人指。”
余切觉得这个同学十分熟悉,他问:“你是谁?”
“余同学,我是我们学生组织派来的代表,我也看了你那个《天若有情》,很喜欢,我们还带来了燕大校报的同学,想对你做一个采访。”
余切说:“这怎么采访?”
他意思是现在一百多个人围着我,难不成把所有人都干晾着?
这个代表转头和校报的记者聊了几句,说:“请你对同学们讲一讲,你创办社团的宗旨吧。”
他们为这个事情定性,把调子起得很高:
“我们燕大走出了未名诗社,朦胧诗派、走出了五四文学社,一代又一代传承……”
“我们燕大,一直是全国年轻人的思想阵地和精神上的共同追求,现在,余同学的新现实社团,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燕大新的代表社团,影响到全国其他高校……”
是这么回事。